金春峰：弘扬孔子之诗教传统——解读有关的两段资料

延章

2010-01-13 金春峰 中华读书报

孔子讲学

　　上博楚简《孔子诗论》对儒门之重视诗教提供了鲜活生动的见证，共有四支简对《关雎》作了论述，尤为典型。

　　第十简：“《关睢》之改……童而皆贤于其初者也。《关睢》以色喻于礼。”

　　第十四简：“两矣。其四章则喻矣。以琴琶瑟之悦，拟好色之愿，以钟鼓之乐，……”

　　第十二简：“口口口口好，反内于礼，不亦能改乎？”

　　第十一简：《关睢》之改，则其思益矣。”(以上从李学勤先生编联次序)

　　第十四简，何谓“两矣”？前面的缺文为何？诸家未有解者。

　　帛书《五行说》为理解此简提供了最好的帮助。它有一段话讲“喻知”，引《关雎》为例，说：“弗喻也，喻则知之，知之则进耳。喻之也者，自所小好喻乎所大好。‘窈窕淑女，寤寐求之’，思色也。‘求之不得，寤寐思伏’，言其急也。‘悠哉悠哉，辗转反侧’，言其甚急也。如此其甚也，交诸父母之侧，为诸？则有死弗为之矣。交诸兄弟之侧，亦弗为也。交诸邦人之侧，亦弗为也。畏父兄，其杀畏人，礼也。由色喻于礼，进耳。”“由色喻于礼”即《诗论》之“以色俞于礼”。(参见饶宗颐：《竹书〈诗序〉小笺》)《五行说》所谓“小好”，指男女性色之好；“大好”指礼乐之好。小大之分原于孟子“从其小体(指耳目)为小人，从其大体(心官、思)为大人”。“喻”即经过设身处地之省思而自知如此是违礼。由《五行说》可使我们确知，“两矣”，“两”通“谅”，古音同在阳部，意为小信，直谅。前的缺文应是“(其三章)两矣”。《关雎》前三章，如《五行说》所说，“言其急也……”，思色之情直露出来，不顾礼义；第四章起，“钟鼓乐之”，“钟鼓求之”，则明白了应遵礼而行。故“喻”指经教育、比喻、启迪而知晓。“其思则益矣。”“益”为进益。故此简不仅与《五行说》密切相关，且惟有联系《五行说》才能有贴切的理解。

　　《诗论》“改”与“进”、与“益”、与“终而皆贤于初”相呼应，乃《关雎》之主旨。释为“怡”，以诗的主旨为讲怡悦、和乐或配合、和谐，就与“进”、“喻而知之”、“益”不相应了。故“童”应释为“终”，与《诗序》：“发乎情，止乎礼义”相应。

　　孔子是极重诗教的，说：“诗、书、执礼，皆雅言也。”在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中，又特重《诗》。孔子对儿子伯鱼的两次教育，都是要他学诗。一次说：“不学诗，无以言。”一次，伯鱼走过院子，孔子说：“女为《周南》《召南》矣乎？人而不为《周南》《召南》，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？”(《阳货》)何谓“正墙面而立”？古注未解，程树德《论语集释》也未有解。时下各种解读多解为：“学诗不学《周南》《召南》，就像前面横着堵墙，后面的东西什么也看不到。”或“寸步难行”。实际上，“正墙面而立”就是面壁，如达摩面壁九年，直如一木头人，对一切漠然无情。“为”的意思是不仅要读，且要这样做。孔子要伯鱼像《周南》《召南》那样，多情而有礼，不要做像个木头人一样无情之人。

　　《周南》《召南》之诗如《关雎》：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，如《汉广》：“汉有游女，不可求思”，确是情思绵绵。《鲁说》解《广汉》说：“江妃二女，……出游于江汉之湄，逢郑交甫。郑见而悦之，……求女之佩。女与之，稍后视佩，空怀无物，二女亦不见。”《孔子诗论》说：“《广汉》不求不可得，不攻不可能，不亦智恒乎？”(十三简)“不求不可得，不攻不可能”，非谓事实上不可得不可能，乃必然不可得。所以如此，则因二女为神女也。此种浪漫情怀，其滥觞则是宋玉《高唐赋》《神女赋》、曹植《神女赋》之类。孔子心中是否有此神女，虽不可知，但其重情是很显然的。此外，《葛覃》讲“归宁父母”，《卷耳》讲怀念妻子，《螽斯》讲多子多孙，《桃夭》表现出嫁的喜悦，《兔罝》欣赏男子的英武，《汝坟》讲夫妻情深，《鹊巢》讲被遗弃的痛苦，《草虫》讲对丈夫的思恋，《甘棠》讲对召伯的感恩，《摽有梅》讲自由恋爱，《野有死麕》讲“有女怀春，吉士诱之”。抒情之亲而浓，在三百篇中莫过于《周南》《召南》了。所以孔子强调要“为”《周南》《召南》，可以说是以《诗》以“情”为教育之本了。

　　诗最能陶冶性情，提高人文素质和修养，所谓“诗言志”，“诗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”。孔子要学生“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”。这里，诗、礼、乐三位一体。诗有声有曲有调，是乐。诗中亦有礼，礼亦为礼乐。孔子和子夏谈诗，“美目盼兮，素以为绚兮”，孔子说“绘亊后素”，子夏说“礼后乎！”孔子说很受启发，事实上是孔子启发了子夏，生动地显示孔门如何以礼解诗，诗礼结合的情景。这是一种真正的人文教育，是人文精神之落实于人格，于生活。

　　由孔子之倡导，《诗》在中国文化中取得了《经》的崇高地位，知识分子无不从小学诗，中国士阶层几乎人人都成了文人、诗人。《四库全书》所收历代文集，每人无不有诗。魏晋而后，思想家如嵇康、阮籍、韩愈、柳宗元、刘禹锡、李翱、周敦颐、范仲淹、欧阳修、王安石、王阳明等，亦莫不都是诗人、散文家，连朱熹这样的大理学家，也曾以青年诗人而被推荐于朝廷。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，除诗、文外，琴棋古玩莫不擅长。曹操等大军事家亦能诗能文。“诗”成为中国人文的核心，诗教亦成为中囯教育的优良传统。

　　但可惜，孔子树立的这一优良传统和教育方针，在“五四”以后，在市场竞争和急功近利中，却日益凋零了。从孩子上幼儿园起，如牛负重，他们的天真和诗情就被不断砍夺，而日益“异化”，成了孔子所谓“正墙面而立”的木头人了。今日学习孔子，应弘扬孔子的诗教传统，把“诗教”提到紧迫的日程。